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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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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机先生称此书为“中国服饰史的第一部通史”;沈从文却这样评价自己的著作:“内容材料虽有连续性,解释说明却缺少统一性。给人印象,总的看来虽具有一个长篇小说的规模,内容却近似风格不一、分章叙事的散文。”(《服饰研究》引言)沈从文的弟子汪曾祺应是理解乃师的,“沈从文后来‘改行’搞文物研究,乐此不疲,每日孜孜,一坐下去就是十几个小时,也跟这点诗人气质有关。他搞的那些东西,陶瓷、漆器、丝绸、服饰,都是‘物’,但是他看到的是人,人的聪明,人的创造,人的艺术爱美心和坚持不懈的劳动。他说起这些东西时那样兴奋激动,赞叹不已。样子真是非常天真。他搞的文物工作,我真想给它起一个名字,叫做‘抒情考古学’。”(汪曾祺:《沈从文的寂寞》)沈从文“能把抒情气质和科学条理完美地结合起来”(汪曾祺:《沈从文转业之谜》),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王㐨指出,沈从文做服饰研究,首要的工作就是为文物断定时代,“先替后人把这个东西的时代准确性弄清”,“考察这个资料的可靠性”。(1985年王㐨王亚蓉答《光明日报》记者问)我们可以从书中看出沈从文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对许多为专家所不易判断时代的画幅,特别是人物故事画,或有车乘马匹日用家具的山水卷画,沈从文从衣服制度和身旁携带日用家什等文物常识,得到许多有力旁证,从而帮助判断出相对年代。沈先生说:“我始终留在博物馆不动的原因,不是为了名、利、权、位……而是要解决一系列的所谓重要文物时代真伪问题。不是想做专家权威,正是要用土方法,打破在文物界中或历史上一切专家‘权威’,破除对他们千年来造成的积习迷信。”(《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

有学者指出,沈先生利用出土文物等资料还解决了一些古代名物训诂方面的难题,如衽、小山、便面、步障、捉鹰等。兹举一例。《礼记·玉藻》中的“深衣三袪,……衽当旁”的“衽”,因郑玄注过简,成为古深衣制度中百注未解的问题。《服饰研究》中介绍江陵马山战国楚墓里发现的一件小菱纹绛地锦绵衣时,仔细说明了“缝于腋下的‘嵌片’”就是“衽”,这恰可以解释当时“衽”亦被用来称缀合棺板的木榫。(董志翘:《〈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名物训诂方面的价值》)黄裳评论此书亦说,“如试将每章的研究内容各拟一题,那就将有《半臂考》、《幞头考》、《关于‘啼妆’》、《哈巴狗的起源》、《足球古史征》、《唐代时妆的衍变》等许多小论文。”


沈生先的研究,不仅重实证,而且还重“常理”。古如书中常提到的“布障”,《世说新语·汰侈》:“君夫作紫丝布步障碧绫里四十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晋书·石崇传》亦载:“恺作紫丝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锦布障五十里以敌之”,对此历来各家均无异议。沈从文在“南北朝宁懋石棺线刻各阶层人物”一节中指出,所谓“步障”,实一重重用整幅丝绸做成,长约三五尺,应用方法,多是随车乘行进,或在路旁交叉处阻挡行人。主要是遮隔路人窥视,或避风日沙尘,作用和掌扇差不多。《世说新语》记西晋豪富王恺、石崇斗富,一用紫丝步,一用锦步障,数目到三四十里,历来不知步障形象,却少有人怀疑这个延长三四十里的手执障子得用多少人来掌握,平常时候又得用多大仓库来贮藏。如据画刻所见,则“里”字当是“连”或“重”字误写。在另外同时关于步障记载,和《唐六典》关于帷账记载,也可知当时必是若干“连”或“重”。 


沈从文转业虽然在许多人看起来像是“逼上梁山”,但对他来说却并非全然没有准备。早在1932年写作的《从文自传》时,他记述自己的童年,就已在追问:“为什么雕佛像会把木头雕成人形。所贴的金那么薄又用什么方法作成?为什么小铜匠会在一块铜板上钻那么一个圆眼,刻花时刻得整整齐齐?”他在1961年的一篇未完稿中说道:

  我从这方面对这个民族在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各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抽象的抒情》)

他转业前对文物的兴趣,许多亲友的回忆文章中都有记录,以张充和的记叙最富生趣:

  沈二哥最初由于广泛地看文物字画,以后渐渐转向专门路子。在云南专收耿马漆盒,在苏州北平专收瓷器,他收集青花,远在外国人注意之前。他虽喜欢收集,却不据为己有,往往是送了人;送了,再买。后来又收集锦锻丝绸,也无处不钻,从正统《大藏经》的封面到三姐唯一的收藏宋拓集王圣教序的封面。他把一切图案颜色及其相关处印在脑子里,却不象守财者一样,守住古董不放。大批大批的文物,如漆盒旧纸,都送给博物馆,因为真正的财富是在他脑子里。

沈从文是个对一切留下生活印记的事物都有兴趣,都会执着地进行观察、思索、记录的人。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沈从文曾在昆明滇池边乡下住过很久,他就趁机会在那些来自四乡装备不同的马背上,仔细观察探索究竟,“结果明白不仅有犀皮漆云斑,还有五色相杂牛毛纹,正是宋代‘绮纹刷丝漆’的作法。至于宋明铁错银马镫,更是随处可见。这些小发现,对我来说意义深长,因为明白‘由物证史’的方法。此后应用到研究物质文化史和工艺图案发展史,都可得到不少新发现。”(《记忆中的云南跑马节》)


他欣赏的是工艺品中的“匠心”。“不同的为材料,一是石头,顽固而坚硬的石头,一是人生,复杂万状充满可塑性的人生。可是不拘是石头还是人生,若缺少那点创造者的‘匠心独运’,是不会成为特出艺术品的。(1941年《创作杂谈》)  
 
沈先生提及某种文物时常是赞叹不已。马王堆那副不到一两重的纱衣,他不知说了多少次。刺绣用的金线原来是盲人用一把刀,全凭手感,就金箔上切割出来的。他说起时非常感动。有一个木偶(大概是楚俑)一尺多高,衣服非常特别:上衣的一半(连同袖子)是黑色,一半是红的;下装正好相反,一半是红的,一半是黑的。沈先生说:“这真是现代派!”如果照这样式(一点不用修改)做一件时装,拿到巴黎去,由一个长身细腰的模特儿穿起来,到表演台上转那么一转,准能把全巴黎都“镇”了! (汪曾祺:《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董志翘先生曾去拜访沈从文,沈先生在谈话中“多次流露出对江青一伙的不满,特别是对江青设计的所谓连衣裙,更斥之为‘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不伦不类’。”之所以有这样的评价,正因为沈从文心中美的标准,是创作者的“心”。


沈从文文物研究的“诗性”或“抒情性”,最主要体现在他对“人”的关心。“有一点还想特别指出,即爱好的不仅仅是美术,还更爱那个产生动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种真正‘人’的素朴的心。”(《关于云南漆器及其他》)还是张新颖说得好:

  他的文物研究关注的是那些普通的东西,他从这些普通的东西上能够看到普通人的生活,体会到普通人的情感。他对这个一往情深的。他看到银琐银鱼,会想到小银匠一边因事流泪,一面用小铜模敲击花纹;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妇作手艺,能发现手艺人的情结和手艺之间的紧贴或者游离。他用心于工艺美术,用心于物质文化史,对普通人的哀乐和智慧“有情”,和一般的关注文人字画什么的有很大距离。根本上看,这个文物研究的着眼点,其实也是他的文学的着眼点。

读《服饰研究》也能感受到沈从文的“有情”,《敦煌壁画唐代船夫摹本》一节中,他极自然便谈到黄河三门峡地区船夫沉重而危险的负担,“据《新唐书·食货志》关于漕运部分记载,更远比一般水边驿运船夫惨剧。每天有成百上千船夫背牵上行,两旁崖石锋利如刀,每遇崖石割断竹缆,船夫必随同坠崖,断颈折臂,死亡相继。近年发现洛阳含喜仓遗迹,也多只知赞赏当时储粮丰富,地下仓库制度组织严密,却少有人注意到年以数百万石计的粮食转运过程中,船夫的劳役是什么情形。”


这让我想起一九三四年,沈从文回家乡凤凰途中写给新婚不久的妻子的信:

我们平时不是读历史吗?一本历史书除了告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杀以外有些什么?但真的历史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

“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研究,是用自己的生命和情感来‘还原’各种存留形式的生命和情感,‘恢复’它们生动活泼的气息和承启流转的性质,汇入历史文化的长河。”(张新颖:《沈从文精读》代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与文史研究实是一回事,是一条长河的上下游。沈从文自己的生命也是一条河。他在三十岁的时候追溯自己的过去,写下《从文自传》,满以为可为后半生准备好一个“自己”,却不料走向了从未想过的道路。然而他却让这条生命之河在急转之后流出了别样的宏阔,从他的一生,读者可知“生命流转如水的可爱处”(《抽象的抒情》),及在特殊环境下个人重塑自身存在意义的可能。

自然既极博大,也极残忍,战胜一切,孕育人生。蝼蚁昆蜉,伟大巨匠,一样在它怀抱中,和光同尘。因新陈代谢,有华屋山丘。智者明白“现象”,不为困缚,所以能用文字,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身亦因死亡毫无意义时,使生命之火,煜煜照人,如烛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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