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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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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后记开头写道:“本书的成稿、付印到和读者见面,经过许许多多曲折过程,前后拖延了约十七年。”我们现在读到的这篇后记,是由原先的一篇依据多种不完全手稿片断整理而成的文章压缩而来。张新颖指出,“《曲折十七年》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后记主要不同在于,前者较为详细地叙述了作者从编著这部书到这部书最终出版这十七年的经历,特别是下放阶段和回京之后的遭遇。”沈从文对这几段经历的记述仿佛家信般朴实生动,在此仅抄其中几节,一是下放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的一段:

  因为人已年近七十,心脏病早严重到随时可出问题程度,雨雪中山路极滑,看牛放羊都无资格,就让我带个小板凳,到后山坡看守菜园,专职是驱赶村前趁隙来偷菜吃的大小猪。手脚冻得发木时,就到附近工具棚干草堆上躺一会会,活活血脉,避避风寒。夜里吃过饭后,就和同住的三个老工人,在一个煤油灯黄黯黯光影下轮流读报,明白全国“形势大好”。

后来转到双溪,这是沈从文在湖北待得最久的地方,约一年。沈先生的记述有些“黑色幽默”:

  人事方面尽管十分融洽,可唯一不相熟的,是分配棺材那个小楼房,有点天然排斥因子。我即或血压最高时有二百五十,还只想尽我做公民的责任,从不担心会忽然间死去。

1972来请病假回到北京故居,先生马上投入到书稿的修改中,全然不顾条件艰苦处境为难:

  为了工作便利,我拆散许多较贵的图录,尽可能把它分门别类钉贴到四壁上去,还另外在小卧房中,纵横牵了五条细铁线,把拟作的图像,分别夹挂到上面。……不到两个月,房中墙上就几乎全被一些奇奇怪怪图像占据了。

即使删去这些细节,单看成书简历,仍旧十分曲折。1949年8月,沈从文由北大国文系转到历史博物馆,此后多年,他的工作只是为博物馆的陈列品贴标签,参预部分陈列,收集购买文物,而其实最主要的工作,是后记从《曲折十七年》中删去的一句,“在陈列室里,不折不扣作了十年说明员”。1964年春夏间(沈从文调入历史博物馆工作已十五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可编撰一部我国的历代服饰史,以作为出国访问的文化赠礼。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齐燕铭推荐沈从文来负责,历史博物馆从美术组调出李之檀、陈大章、范曾协助沈从文展开工作。工作方法由沈从文提供图像和实物资料,按时代排列先后秩序,分别加以摹绘。并就每一图试用不同方式,不同体例,适当引申文献,进行分析比证,各写出千百字说明。“进展格外迅速,由一九六四年初夏开始,前后不到八个月时间,本书主图二百幅,附图约百种,及说明文字二十余万,样稿就已基本完成。”(《后记》)本可望于当年冬季出版,但由于政治大动荡已经出现先兆,出版拖延。“文革”开始,这书被认为是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的黑书毒草,相关负责人受到冲击,出版更是无望。1969年,沈从文下放湖北,在手边无书又无其他资料的情况下,“只能就记忆所及,把图稿中疏忽遗漏或多余处一一用签条记下来,准备日后有机会时补改”。


上面提到历博派作沈从文助手的三人,“文革”之后因为种种主客观因由都各自离去了。帮助他完成《服饰研究》的两位主要助手,一位叫王㐨,金介甫是这么介绍他的:“1953年有一位参加抗美援朝的军人王㐨来参观后,从此就留下来,成了沈的长期助手。”(金介甫:《沈从文传》)沈从文临去世几年,王㐨常去看老先生,从来不敢进屋,就站在门外看着。因为沈先生一见了他就会哭。另一位叫王亚容,最早是学绘画出身。沈从文想把她调到自己身边工作,在征得历博默许后,王亚容想尽办法得到了原单位的调动批准,不想历博领导不让她与沈一起工作,而让她到馆里摹古画。王亚容不愿让老人寒心,选择了拒绝。因为原单位已停薪留职,历博又不肯接收,王亚容有半年时间只能依靠沈先生每月个人资助的二十元解决生活问题。

1978年,在胡乔木关注下,沈从文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关于工作、生活条件,他只提出:一、调王㐨、王亚容做助手;二、有个大些的工作室摊开工作。经过一年的努力,1979年初,《中国古代服饰资料》整理完成,更名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完稿后交北京轻工业出版社,该社拟与日本讲谈社合作,沈从文不同意。后转至人民美术出版社,该社也计划与日方合作,沈先生撤回书稿。后来由社科院领导向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推荐,后者决定从速出版。1981年2月,沈从文访美归国后赴广州校对清样。同年9月,此书正式在香港出版。同年底,台湾出版盗版,因沈从文、郭沫若在台湾属被禁作者,盗印本没有作者姓名,序言亦被删掉。1992年,沈从文去世四年之后,本书由王㐨执笔增订补正再版。


两天前正好看到一段资料,可资补充。1992年3月24日的《新民晚报》在黄裳《沈从文的信》中附发沈从文1983年4月致黄的一信:

  出版原定六四年试印,不意“文化革命”一来,忽成为“毒草”,支持此书编印的齐燕铭先生,被绑起来“历博”斗了一整天,我则本为陪斗人物,但心脏病已明确,恐在斗中倒下,所以一会即放至隔室坐听各种丑恶凶狠辱骂,计上下午七小时。事实上却无什么人看得懂书中内容。甚至于根本还不曾看过此稿。最有趣处,即好几位首长(包括文化部某某副部长)审看此图稿时,曾在稿上另纸写有赞赏眉批的,到批斗时,亦早已将眉批撤去,免遭连累,真是绝顶聪明。还有一位,后来断定此书无事,搁于其手边,待付印送审时,却忽然发生兴趣,意以为将我姓名去掉,用彼姓名。照当时情形甚合理,所谓“首长出思想”,十分重要。以“文物”和“人美”均不同意而搁下。到书印出时,却又不高兴,以不曾提及他的“热情支持”一番美意,而大大不快。真十分有趣。不久又有聪明人出主意,以为应将一切文字说明删除,只印图像的,亦未能取得出版方面同意而搁置,一直搁下十七年,才有机会付印。

《无从驯服的斑马》是沈从文写于1983年春的一篇未完成的作品。在这篇文章里,沈从文这样总结自己的性格:“就我性格的必然,应付任何困难,一贯是沉默接受,既不灰心丧气,也不呻吟哀叹,只是因此,真像奇迹一样,还是仍然活下来了。体质上虽然相当脆弱,性情上却随和中见板质,近于‘顽固不化’的无从驯服的斑马。”反观亲友怀念晚年沈从文的文章,多偏重言其温厚、平易,而常忽略其性情中强烈以至极端的“板质”一面。我更为认同的是张新颖的评论,他这样评价沈从文转业后的人生阶段:“一个知识分子实践的阶段,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在一个变动的时代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安身立命。……是在精神的严酷磨砺过程中去追求意义和价值,苦难和整个创造事业的主动追求是紧密相连的。”强调“主动”而非“被动”,对于理解沈从文的最后生命阶段十分关键。


张新颖把沈的转业比作“凤凰涅槃”。沈从文确实“死”过一次。据沈虎雏编撰的《沈从文年表简编》所记,1949年“一月上旬,北京大学贴出一批声讨他的大标语和壁报,同时用壁报转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全文;时隔不久又收到恐吓信,他预感到即使停笔,也必将受到无法忍受的清算。在强烈刺激下陷入空前的孤立感,一月中旬,发展成精神失常。”1949年3月28日上午,沈从文“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1949年4月2日张兆和致田真逸、沈岳锟等),试图自杀,幸被家人发现救下。4月6日,他在精神病院写下了长长的日记,“在晨光中,世界或社会,必然从一个‘常’而有继续性中动着,发展着。我却依然如游离于这个之外,而游离的延续,也就必然会带来更多的缠缚。可我始终不明白我应搁在什么位置上为合适。”


在此之前,沈从文其实已逐渐明确自己与时代主流意识的分歧根源所在。“人近中年,情结凝固,又或因情结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这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1948年12月7日,沈从文致吉六)据巴金回忆,沈从文说过巴金的“信念是空的”。(李辉:《与巴金谈沈从文》1990年5期《随笔》)沈从文说过自己不懂政治,这或许可以解释他在特殊时代环境下的失据,但其精神上沦入疯毁的原由,根本应是:他无法去信一个“空”的东西。无法在时代洪流中找到一已立足之地,而又无法与之随波同流,使他惊惶失措,“为什么一个人那么热爱生命,恰恰就不能使生命用到一个与世谐同各遂其生的愿望下,将生命重作合理安排?”(1949年4月6日日记)


1949年8月,沈从文调入历史博物馆。“为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来用史部杂知识和对于工艺美术的热忱与理解,使之好好结合,来研究古代工艺美术史。”(1949年9月8日沈致丁玲)虽然面对的仍是艰苦的条件和动荡的环境,但沈从文总算是找到了重新支撑起生命的东西。“我似乎第一次新发现了自己。”“我温习到十六年来我们的过去,以及这半年中的自毁,与由疯狂失常得来的一切,忽然像醒了的人一样,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预许的一样,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扭过来了。”(1949年9月20日致张兆和)“我爱这个国家,要努力把工作和历史发展好好结合起来。”(1951年11月19日致张兆和)


自此,尽管外界干扰不断,沈从文始终坚持自己的工作和抱负。1953年上海开明书店写信通知沈,因为沈的作品已经陈旧过时,所以已将他的一切著作的纸型完全销毁。与此同时,台湾也查禁了沈的作品。沈的名字在大陆的文学史著作中实际上完全消失。到80年代初也是如此。1956年,历史博物馆在内部举行“反浪费展览”,其中沈从文为公家廉价收购的一些文物被作为“废品”展出。至1958年写作《我为什么始终离不开历史博物馆》的时候,他在历博约十八年作过“大小六十多次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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